【类型】期刊

【作者】杨森（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

【作者单位】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

【刊名】美育学刊

【关键词】 框床；椅子；敦煌壁画

【ISSN号】2095-0012

【页码】P10-21

【年份】2019

【期号】第2期

【摘要】通过对若干幅"匡(筐、框)床"图像和特殊椅子包括绳床、禅椅图像的分析,可知我国古代带框栏的匡床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化的椅子的发展有影响或有借鉴作用。椅子家具的形式在古代并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外来文化,而是经历着一个不断地发展变化和创新的过程,中国式样的椅子尤其是明代的高靠背椅子,在古今欧亚非地区罕见似可说明这一问题。

【全文】 文献传递

敦煌壁画椅子造型与传统匡(筐、框)床关系研究

杨　森

(敦煌研究院 敦煌文献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通过对若干幅“匡(筐、框)床”图像和特殊椅子包括绳床、禅椅图像的分析,可知我国古代带框栏的匡床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化的椅子的发展有影响或有借鉴作用。椅子家具的形式在古代并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外来文化,而是经历着一个不断地发展变化和创新的过程,中国式样的椅子尤其是明代的高靠背椅子,在古今欧亚非地区罕见似可说明这一问题。

关键词：框床;椅子;敦煌壁画

一

敦煌壁画中椅子的图像最早见于西魏壁画,也可谓中国较早的椅子图像;而敦煌标准的框床图像则出现在隋代壁画中,但框床现今最早的要数河南省信阳地区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战国楚国墓葬出土的实物框床,框床的使用一直要持续到清末民国。笔者拟通过对若干幅“框(匡、筐)床”图像和特殊椅子包括绳床、禅椅图像的分析,探讨古代带框栏的匡床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化的椅子的发展有影响或有借鉴作用。

在谈敦煌壁画椅子和框床关系前先看椅子的渊源。

椅子家具最早起源于西亚、爱琴海和古埃及。西亚公元前7000年粘土塑《女神像》有椅子形的宝座[1]9(见图1)。约公元前40至30世纪末的苏美尔时期的《拉格什纪事石板》有带靠背、扶手的椅图[2]。目前世界上最标准的椅子图,为古希腊青铜文化(约公元前3500～前1900年)克罗斯岛出土的大理石雕刻坐椅子弹竖琴者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19页,“基克拉泽斯文化”词条;《世界艺术全鉴·外国雕塑经典》,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克罗斯雕像”。(见图2)。又,西亚苏美尔人印章雕刻品《喝啤酒的苏美尔人》上(约前2600年),有数个矮靠背椅图②作品藏大英博物馆,参见《世界艺术全鉴·外国雕塑经典》,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09页,图272;《NHK大英博物館1メソボタミア·文明の诞生》,东京都: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0年発行,pp.68,図“西迈卢的飨宴”印章。;古埃兰时的古巴比伦王朝第四个王阿皮勒辛(前1830～前1813年)曾有进献“金座椅”的记载。[3]257-258古埃及第11王朝(前2133～前1786年)石棺浮雕刻有扶手靠背椅③参见《世界美術全集·古代エジプト·B·第4卷》,平凡社,昭和二十八年(1953),図107,カウアトの化妆,第11王朝,テーベ出土,カイロ:エジプト美術舘。;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王陵(前16世纪～前14世纪后期)出土有“黄金宝座”椅,扶手装饰二金狮首④参见《世界美術全集·古代エジプト·B·第4卷》,平凡社,昭和二十八年(1953),図157“王の寝台”、図158“王の玉座”,トゥトアンクアモン王の玉座,第18王朝,テーベ出土,カイロ:エジプト美術舘。(见图3)。第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王女有人首扶手椅⑤参见《世界美術全集·古代エジプト·B·第4卷》,平凡社,昭和二十八年(1953),pp.98,図212,アメンヘテプ三世王女の椅子,第18王朝,カイロ:エジプト美術舘。;又,图坦卡蒙王陵座椅靠背装饰一兽足椅子图*参见《世界美術全集·古代エジプト·B·第4卷》,平凡社,昭和二十八年(1953),図159,トゥトアンクアモン王玉座の背部,第18王朝,テーベ出土,カイロ:エジプト美術舘。;古埃及第19王朝时期(前1250年左右)的“贵族夫妇像”坐双人靠背椅*参见《世界美術全集·古代エジプト·B·第4卷》,平凡社,昭和二十八年(1953),図162,“椅子实物”,ロンドン英国博物舘;《世界艺术全鉴·外国雕塑经典》,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99页,图396,“皇后阿赫特的黄金手镯”,约公元前1550年,第18王朝时制作,1859年发现,藏埃及博物馆,约有两幅矮背(未超过腰的高度)椅图;《大英博物馆展——芸術と人间図録》,日本放送协会、朝日新闻社,1990年,pp.74,図57,“贵族夫妇像”,埃及第19王朝,アルマント出土,前1250年顷。。据资料看,至少古埃及第18王朝前后当已具备近现代椅子家具的基本要项。公元前14世纪中埃兰的巴比伦全盛期一国王雕像即兽足靠背椅*参见《世界美術全集·古代西アジア·B·第3卷》,平凡社,昭和二十七年(1952),図93,“王の供物をラけるエル神”,ラースシヤムラ出土,パリ:ルーヴル美術舘。;西亚约公元前11世纪(或前8世纪)真吉尔里墓碑,叙利亚女王宝座乃椅子形状*参见《世界美術全集·古代西アジア·B·第3卷》,平凡社,昭和二十七年(1952),pp.61,図108,“圣餐の図”墓碑,ゼンジールリ出土,ベルリン:国立美術舘。(见图4)。亚述时代一泥板信件(前680～前669年)中提到“神座椅”[3]343。从古希腊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到公元前4世纪:《陶板片》*参见《世界美術全集·ギリシアⅠ·第5卷》,平凡社,昭和二十九年(1954),図148,“陶板片”,エクセキァス笔,ベルリン:国立美術舘。、《女神坐像》[1]41、《多里斯音乐课图陶杯》[4]、《赫格索墓碑》*参见黄正建《唐代的椅子与绳床》图2“赫格索墓碑上雕的坐椅”(载《文物》1990年第7期,第86页)和章利国《希腊罗马美术史话》图47(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80页)。、雅典娜剧场“特别席”即靠背椅,与图坦卡蒙王陵“黄金宝座”相似*参见《世界美術全集·ギリシアⅠ·第5卷》,平凡社,昭和二十九年(1954),pp.47,図81,“アテナイのディオニエソス剧场の特别席”;萨拉柯耐尔著,欧阳英、樊小明译《西方美术风格演变史》,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年,图录23,希腊“白底陶绘细颈瓶”(约公元前440年)细腿高靠背椅。。公元前1世纪希腊文末偈王铜币上国王交脚坐椅*铜币藏大英博物馆,参见刘波《敦煌与阿姆河流派造像美术比较研究》,载《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第34-35页。;意大利庞贝古城遗址壁画“弹基萨拉的女人”有矮扶手座椅,此椅是后来欧洲流行的*参见赵声良《文明的穿越——世界四大博物馆巡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175页,图4-48“弹基萨拉的女人”(前50年-前4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北波斯科利尔村遗址壁画)。;庞贝城梅南德宅邸出土有公元1世纪青铜和木组合躺椅*参见《读者欣赏》2007年第3期第25页“躺椅”、第32页“女神像”。。

椅子的传播痕迹在丝路沿线发现不少。公元1世纪阿富汗浮雕有国王交脚坐长脚椅[5]。中亚出土的“陶制帝王像”(2～3世纪？)宝座是高靠背有扶手*参见《中央亚细亚美術》,(韩国)三合出版社,1986年,第40页,图28,“陶制帝王像”。。中亚地区(べグラム)出土有象牙造的宽靠背椅;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一世(518～527年)银币上有国王夫妇坐双人椅*罗丰《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67页图一八(41号B金币正面浮雕图案查士丁一世)。(见图5)。印度阿玛拉欧阿提公元3世纪“仏传図”上也有双人坐椅*参见《NHK大英博物館4インド·仏教美術の開花》,东京都: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1年,p.88,図70,“仏传図”,3世纪,“アマラーヴァティー”印度阿玛拉欧阿提出土。(见图6);新疆克孜尔石窟北朝壁画中也有双人椅;宁夏固原市博物馆藏北魏建明二年(531年)《石造像碑》有二佛共坐带围屏的宝座。双人椅在同时代和唐宋时代的中原地区罕见,敦煌壁画也未见。西亚波斯地区,据《魏书·西域传》载萨珊波斯国王“坐金羊床”*参见《华夏文博览胜:中国博物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宁夏固原市博物馆藏《石造像碑》(高48cm,宽20.7cm,厚3.7cm);《魏书·西域传》卷102列传第90,第6册,第22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另,《周书·异域传》卷50与之有相同的记载);《世界美术全集·古代エジプト·B·第4卷》,平凡社,昭和28年(1953),图版80,有古埃及第18王朝石刻“夫妇坐像”,这是较早的双人坐兽足椅图;罗丰《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7页,图18(41号B金币正面浮雕图案查士丁一世、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一世时代的椅子),此种可以被称作国王的宝座,装饰各种金银、动物(羊、牛、马、虎、狮)。。《隋书·西域传》卷83“波斯”条和《旧唐书·西戎传》“波斯”条记载的国王服饰相同*参见《隋书》卷83列传第48,第6册,第1856-18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旧唐书·西戎传》卷198列传第148,第16册,第53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所坐“金狮子座”、“狮子床”均为国王的御座,不同之处扶手为羊首或狮首。就王座形制说,乃装饰宝物的宽大椅子形式。

二

综上所述,椅子是经过西亚、爱琴海、古埃及、中亚、南亚印度等地渐传中国,尤以古印度最为直接(阿旃陀1号窟壁画御座图[6],见图7),佛教的传入是中国与这些地区联系的重要媒介[7]。《广博物志》说:“召公作椅。”[8]说周召公发明椅子,当是附会,比周代更早的亚、非等地区(古埃及第18王朝)早有椅子家具。在中国特别是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前168年)墓中彩绘“T”形帛画上,绘有两天国守门人各盘腿相向坐一具靠背中空呈“┻”形的矮座具,但不像床和榻,或是新坐具？故而把它画在了体现“引魂升天”思想的帛画上*参见《书画、西汉帛画》一文,载《文物》1979年第1期,第95页,图二“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色插页第45页“帛画”,第309-311页王世民、周世荣“马王堆汉墓”条目,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见图8)。或可推测:西汉应有椅子的传入(目前尚未见到图像),帛画中的矮腿坐具是否可当作中国境内椅子的初期形态？当时人们无意或有意将其做得低矮,以适合跽(跪)坐或盘坐,因为秦汉人坐高坐具是不合礼仪的(出土文物有汉代据说是浴室用三腿矮圆凳)。然而有学者提出西汉坐凳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王樾先生认为1972年云南李家山出土的西汉青铜虎牛是“虎牛坐凳”,“其与‘食器’、‘几桌’都不合,尤其是牛背部呈弧形,根本无法作食器、几桌或祭祀用具。”“它是西汉时期中国南北方普通使用的家具之一,也为当时颇有地位的人所拥有,并且是西汉家具制作的重要实物证据。”[9]贵族用青铜虎牛凳,说明西汉用凳子是较为普遍的。但无论如何，这种凳子和低腿高靠背椅对当时上层人物生活有一定影响。长沙砂子塘1号汉墓的《人物车马漆奁》,门楼外一匹马,门楼内一人跽坐于围栏中,似椅只是不见腿,这和当时坐姿习惯相吻合,但椅子的概貌已具备(见图9)。[10]如果画的是马车厢,既无车轮,也无驭手。笔者以为:中国最早的椅子也未必全来自境外的传入。美国纽约收藏的北魏“董永石榻围屏画像”上,一老者坐三轮矮车,靠背二出头搭脑,旁有扶手。*参见邹清泉《图像重组与主题再造——“宁懋”石室再研究》,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2期,第106页,图15,北魏“董永石榻围屏画像”。图中的车与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19窟顶西披《须达拏太子本生》、第420窟顶《法华经变》中人、马拉二高轮车形状类似。若无轮子,加装四腿就是一深屉椅。古代马车多为箱状形,此时的车一改封闭旧式,或许也受椅子的影响。

至南北朝时国人已对椅子不再陌生,有不少椅图在当时艺术品中频繁出现。如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西魏(大统四、五年,即公元538、539年)第285窟顶禅僧趺坐的绳床椅子(见图10);陕西长武昭仁寺北周石刻,一人坐无扶手四腿椅子[11]。到唐代椅图增多,四川蓬溪县宝亮寺唐壁画中一高僧也坐莫高窟西魏样式的宽椅或绳床。敦煌莫高窟元代第95窟南壁所画长眉罗汉倚坐竹方框形圈椅,但屉面很浅。明清时期就更多见,例如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第3窟明代的《说法图》中僧人倚坐六出头加托泥的宽椅。*参见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上),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1937年1月初版,插页第8图《四川蓬溪县宝亮寺古壁画》;《中国壁画全集11·麦积山·炳灵寺》,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57页,图57,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第3窟正壁《说法图》。

有学者对莫高窟北凉第275窟交脚弥勒倚坐的方形墩和北魏第251、260窟《说法图》佛倚坐的宝座均称作“扶手靠背椅”[11]。另外,初唐第372窟北壁《说法图》佛倚坐靠背宝座(见图11)也似椅。严格地讲,它们仅是佛和菩萨的宝座而已。

三

下面再看“框床”的发展和椅子的关系情况。

我国“框床”实物家具最早形式已知的是河南省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的彩绘漆木大床。床长218.2cm、宽139cm、统高61.3cm、足高19cm,床的四周有栏杆,床屉是棕编,屉下有六足(见图12)。近年河南信阳长台关7号楚墓又出土一复合式木床榻,还有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折叠床,这都是贵族的奢侈品。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墓西壁画女主人与宾客并排跽坐的矮长方形榻床似也带围子,宝瓶式四足,这是汉代框床。上引长沙汉墓出土《人物车马漆奁》绘制的马车厢就属于此框床一类的坐具*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长台关七号楚墓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第31-41页;李正光编绘《汉代漆器图案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图113;程林泉、张翔宇《关中地区汉代壁画墓浅析》,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3期,第49页,图6“西安理工大学汉墓宴饮乐舞图壁画”;孙机《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载《文物》1985年第8期,第27页,图2“较”、图4“革革啬”。。魏晋南北朝在榻上加装屏风的情况也多见,如东晋顾恺之《列女图卷》、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画《屏风漆画“列女古贤图”》、河南洛阳北邙山南坡北窑村东出土的北魏石棺床、甘肃天水市等地出土隋代的石棺床,实际都是仿框床的形式。与汉代相似的带框的床目前所知最晚的实物,是山西襄汾县出土的明朝洪武时期大床,正中有门,门左右有柱[12]。另外,内蒙古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过三面围栏围板的木床冥器[13],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有三面围栏围板的床冥器[14](见图13)。

“框床”,从时间上讲,其形成的时间很早,当早到商周时期。商鞅在《商子》中说:“人主处匡床之上。”*见《商子》卷4,“丛书集成初编”第75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页;《初学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01-602页。此处的“匡”,《说文解字》谓:“饭(饮？)器,筥也。”似仿照“筥”饭器而制作的床,后来“匡”也写作竹头“筐”字等。“筐床”,在《庄子·齐物论》载:“与王同筐床,食刍豢。”战国“匡床”类家具,属高档用品,“人主”无非是天子、诸侯。此文至少说明“框床”在当时不但是卧具,更多的时候是当坐具。汉代《淮南子·诠言训》、张衡《同声歌》中,均提到“匡床”,还有桓宽《盐铁论》中的“匡床旃席”。三国魏武遗令有“于铜雀台上匡床施穗帷”。古代还有方的框床,就是供一人坐的小床,故而研究者又称其为“独坐”*见胡德生《床与榻》,载《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30日。,隋代的敦煌壁画中就有数幅“独坐”的方形坐具。至唐代白居易《答户部崔侍郎书》回忆说与老崔“在禁中日,每视草之暇,匡床接枕”。框床延用的时间似很长,莫高窟中唐159窟西壁南北侧分别是《普贤变》和《文殊变》,象和狮背的须弥座上配有菩萨坐栏杆式筐床。五代146窟西壁《劳度叉斗圣变》有象驮一八柱头筐床和无柱头框床。

敦煌壁画标准且最早的框床图出现在如莫高窟隋第303窟顶部西披《法华经变·普门品》中,一僧人跽坐于四腿、四角有栏杆和角柱(见图14)坐具上,前后有弟子。该坐有别于普通“框床”,或可称为“独坐”？敦煌晚唐、五代时期的壁画《劳度叉斗圣变》,有数铺舍利弗的莲花座,莲座上装饰有半圆形的柱头栏杆,有出入的门,如晚唐第196窟(见图15)、五代146窟西壁,这与前文《普贤变》《文殊变》菩萨趺坐莲花四周围有栏杆的座相同,当属“框床”座具在佛教艺术上的一种变异。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有两件大床,均三面装饰围板(汉扬雄《方言》:床“杠”上加的“板”。形式上又似木围屏),门左右各装有一块独板扶手(见图16)。笔者以为:它应是在床、榻上设围屏演化而来,并分化出有立柱的“架子床”;三面围栏杆、围板的床榻。北宋李公麟《莲社图》,一莲社成员坐在四周有围栏的“框床”上,二仆人在其两边栓绳穿木杠抬着走*参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3·两宋绘画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64页,图33,北宋李公麟(南宋摹本)轴《莲社图》。。此“框床”与《东魏兴和四年的一通造像》一僧人趺坐在蜀柱四柱头、矮腿的椅子(见图17)及敦煌初唐第334窟西壁龛内北壁《维摩诘经变·弟子品》舍利弗趺坐的“蜀柱柱头式”椅子(见图18)极似。今新疆吐鲁番等地维吾尔族婴儿所用的四腿带橕“摇床”*参见《老年博览》2004年第4期,封二,吴云华摄《火焰山下丰收忙》。以及哈萨克族婴儿“摇床”,应同属框床的遗存或变形。

从前文引西汉马王堆墓葬出土帛画矮的似椅坐具图像和长沙《人物车马漆奁》上无腿、三面围栏的似椅子的车厢图像;《东魏兴和四年造像》中,僧人趺坐蜀柱四柱头框栏形禅椅*柯嘉豪《椅子与佛教流传的关系》,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4分,1998年12月,第745页,图8“东魏兴和四年(542年)的一通造像”。本文为王惠民博士提供复印件,谨此致谢。,都与敦煌盛唐以后椅子图像大不一样,倒与框床相似。由汉代类椅家具发展到敦煌西魏285窟顶僧人跽坐的深屉绳床和莫高窟隋第303窟西披《法华经变·普门品》僧人跽坐的“框床”;莫高窟隋第427窟中心柱北向面的《须达拏太子本生》戴帏帽僧人跽坐的深屉高靠背“蜀柱柱头”式禅椅(见图19),当是敦煌壁画中“框床”的早期形式,略微变形意味着向椅子方向迈进。陕西靖边县统万城周边八大梁北朝墓,南壁绘一僧人趺坐椅子,网状靠背,屉面前敞开、西壁绘一戴帏帽僧人跽(跪)坐带框的四腿椅子,网状靠背和搭脑似乎是临时加装的,与框非一体,且椅子前面封闭,这是我国传统的“框床”结合椅子或者说模仿椅子的靠背、搭脑要项典型的实例,确切说该坐具不能算是椅子,虽形状相似但还应是框床,因为框四周封闭*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靖边县统万城周边北朝仿木结构壁画墓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3期,封三,局部西壁。(见图20),这两幅坐具正是模仿外来椅子的最好例证;前引初唐334窟西壁龛内《维摩诘经变》舍利弗的坐椅,其靠背仅达肩膀,矮四腿,如前面加一横杆,它就是个框栏。它与东魏石刻“蜀柱柱头式”椅相同;莫高窟中唐第202窟南壁《弥勒经变》一僧人趺坐在一把四腿、无撐、二出头,扶手与前腿各为一根合一的竖杆,类似“蜀柱柱头式”;一无人坐深宽屉的弓背形灯挂椅;莫高窟晚唐第9窟北壁《维摩诘经变》僧人趺坐四出头框状椅[15](见图21);宋张胜温《梵像》中不论是竹椅还是木椅多是宽大的筐形三面围栏状四出头椅或禅椅(见图22)。这与日本奈良法隆寺镰仓时代(公元13世纪)《五尊像》和奈良法隆寺南北朝历应五年(1342年)《弘法大师》宽大筐状形四出头禅椅相同*见《神佛仏習合かみとほとけが織りなす信仰と美》特别展,奈良国立博物舘平成十九年,主催:朝日新聞社、奈良国立博物舘。図140,《五尊像》,奈良,法隆寺,镰仓时代;図141,《弘法大师》,奈良,法隆寺,南北朝时代历应五年。参见《世界美術全集·B·15·日本Ⅱ》,平凡社,昭和二十九年(1954),黑白図111,“明兆·五百罗汉像”绢,1386年顷,藏东京根津美术馆。此绘画中的椅子腿矮,圈背,仍属于箱状形,但人物却是倚坐,脚下有脚踏。,日本的这类坐椅当源自中国。南宋《会昌九老图》中有圈椅,也有筐状四出头椅,其扶手几达人肩头。[16]34日本平安时代(公元12世纪)《男神对向镜像》椅子左右扶手几达男神耳际*见《神佛仏習合かみとほとけが織りなす信仰と美》特别展,奈良国立博物舘平成十九年,主催:朝日新聞社、奈良国立博物舘。図95,《男神对向镜像》,奈良国立博物舘,平安时代。。此椅与五代王齐翰《勘书图》勘书者坐椅相似*参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2·隋唐五代绘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118页,图60,五代王齐翰《勘书图》卷。《勘书图》四出头靠背椅与藏于日本神奈川圆觉寺白云庵14世纪的“东明慧日像”木椅子极似,见《世界美术全集·B·15·日本Ⅱ》,平凡社,昭和二十九年(1954),黑白図61。;南宋《孝经图》中一着红装人物,倚坐在四周围矮筐栏的长榻上,榻上立椅子式高靠背。[16]51此图像或可证实“框床”与椅子曾经相互结合或谓模仿改造的过程。据此可知,中原椅子与古已有之的“框床”形制有某些关联,椅子并非全来自外部。前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有三围屏的床;还有两张三面均安装有三个半人头高的围板,门旁设板扶手。出现这些差异,可能是用途等不同使然。

金和辽代也出现带围栏的床。如前引内蒙古解放营子墓中的围栏床和山西大同金代道士阎德源墓中的带围栏床冥器。二者的些微差别仅是前者为长方形底座,后者是似四轮形的腿足,这与金为游牧民族有关[17]。甘肃瓜州县榆林窟第6窟明窗前室西壁北侧和南侧各两幅元代供养人夫妇壁画中的平台床榻,左右设置有很短的护栏(见图23),类似明清的宝座。杨代欣《中国家具收藏与鉴赏》列举有明代“紫檀三屏风独板围子罗汉床”和“紫檀尺式围子罗汉床”;《天水冰山录(二)》载严世藩家被查没床类家具中有“漆大理石有架床一张”、“嵌螺钿有架凉床五张。”这类围栏床的发展,到明清就变为“罗汉床”形制,是上层贵族家中主要的卧具陈设,抑或还影响过帝后们的“宝座”形制,宝座就其形制而言,乃椅子的变形,加宽加大,装饰宝物,它依然是“框床”的延续。

综上所述是否可说:中国境内在椅子家具的传播中,在一定时间里也按自己的观念在创造本民族所独有的一种坐具,但是由于其适用范围太小,占据空间大,普通民众消费不起,致使类似框状的椅子最终遭遇淘汰,在宋代以后这种“框床”式坐具就逐渐消失了,偶尔在元明时绘画如明崔子忠《杏园宴集图轴》，见图24)中可见。

四

汉到南北朝椅子家具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高家具椅子首先在僧人中盛行,且多数是深宽屉即所谓禅椅,至唐五代因受佛经中“高座”名称的启示,国人创造了比普通椅子高一倍多的高椅,如敦煌莫高窟五代第61窟《维摩诘经变》僧人趺坐的高腿椅子造型,这种高椅后来还传入日本(明治四十年菱田春草绘制的《贤首菩萨》僧人坐高腿椅)。另有较为独特的椅子样式,如莫高窟晚唐第138窟南壁《楞伽经变》中,出现三出头的搭脑椅子,即只在椅子的右侧装扶手。辽、金、西夏时期的椅子屉面狭长,恐非坐禅用,而适应游牧民族习惯盘坐、躺卧的情况居多。敦煌晚唐第196窟西壁《劳度叉斗圣变》,绘有僧人坐四出头椅子,其结构连接处是绿色的方块箍子,可能是含铜质的鍮石箍扣。鍮石材料是外来输入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514号墓出土麹氏高昌时期(499～640年)第1(1)《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账》、哈拉和卓第90号墓第19《高昌□归等买鍮石等物残账》皆有“鍮石”的记录、敦煌文献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S.2009《官衙交割什物点检历》有“鍮石阿朵一柄”、“鍮石骨卓(桌)一个”。鍮石,据学者研究说是炉甘石(菱锌矿)、铜等合金材料,汉代开始从波斯、印度渐传中国。文中“鍮石骨卓”,可知是由铜合金、骨装饰的桌,在敦煌至迟它在吐蕃占领时期(约781～848年)就已流行。从敦煌和吐鲁番文献可知“鍮石”多为器物的辅助装饰物。*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副理事长、家具设计高级工程师、木石精舍主人张德祥先生,是位专门承接古旧家具的修理专家和家具鉴定专家,2002年9月在笔者和他一同前往甘肃永靖县参加炳灵寺石窟讨论会的路上,当笔者谈到此窟椅子图像上的接头处有绿色箍扣时,他说:那可能是金属铜质的箍子,绿色表示的可能是铜锈。根据张先生对古家具的经验和研究,他的推断应是正确的,笔者赞同这一看法,钟架上的石绿色块似乎也可以为这一观点佐证。关于鍮石的资料,有南朝梁陈间顾野王《玉篇·金部》:“鍮,石似金也。”唐元稹诗《估客乐》有“鍮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句(见《全唐诗》第12册卷418,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611页)。盛唐杜环《经行记》记他在天宝十年随高仙芝大军征讨大食的怛罗斯战役后被俘流落到巴格达,看到当地产的“鍮石瓶钵”(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属)。《太平寰宇记·土俗物产》卷186、宋程大昌笔记《演繁露·黄银》卷7:“唐太宗赐房玄龄黄银带欲及杜如晦,……则太宗之谓黄银者其殆鍮石也已。鍮,金属也。……亦有用卢甘石煑炼而成者,故兼举两物而合为之名也。”(载电子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十、杂家类二、杂考之属)。吐鲁番文书阿斯塔那514号墓出土麹氏高昌时期第1(1)《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账》,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18页;哈拉和卓第90号墓出土的第19《高昌□归等买鍮石等物残账》,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4页。外来家具构件装饰应不止这些,如北京市房山区辽天开塔地宫(晚期)出土一宽屉带扶手、鹅脖的木椅靠背中间就用“卡子花”,它是在“圆形中间有呈几何式对称分割的优美曲线”,该“组合形式在西亚的阿拉伯纹样中较为常见”。还有木椅等家具上“加金属构件的做法始见于西亚,后经中亚传至中国内地。”*参见曾分良《从椅子看辽代家具风格的多元化》,载《北方文物》2010年第2期,第49、50页;张朋川《高坐具东传对中国内地居住饮食生活的影响》,载《丝绸之路艺术与生活国际学术会供稿》,2007年。在辽金墓葬中无扶手的椅子明器*参见曾分良《从椅子看辽代家具风格的多元化》,载《北方文物》2010年第2期,第47页图1“椅子”1-7,第48页图2“椅子”1-11。有很多,上加有不少中亚、西亚特有的金属构件,这说明契丹和女真等族在学汉文化的同时,对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的外部精神、物质文化也同样模仿学习。带靠背无扶手的椅子,这三个民族也有其共同点,就是椅子的屉面呈狭长状;也有宽大的,且占多数。如,辽宁朝阳沟门子辽墓出土的长屉椅,矮腿(榫卯结构呈“十字”形,为契丹民族独有的风格,见图25中的“椅子”2)、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椅子屉面狭长矮腿;宁夏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出土西夏木椅很特别,四腿可能早已腐蚀或者本身就短,椅子硬屉深而狭长,如长箱,左右侧为屏板,因出土寺院遗址中,故猜测是僧人禅椅(见图26)。*见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西夏美术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彩版145。另外,也可证明其传统习惯已逐渐从席地坐演化到倚足坐等;抑或为了适应其游牧生活而造的家具吧？有屉面宽大,双腿倚坐椅,如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绘宽屉椅;辽宁法库叶茂台7号辽墓、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广德公辽墓、内蒙古林西县毡铺乡哈什吐村辽墓、内蒙古喀喇沁旗娄子店烧锅辽墓、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河北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辽墓均出土有宽屉木椅;北京市房山区辽天开塔地宫出土宽屉带鹅脖扶手木椅。*参见曾分良《从椅子看辽代家具风格的多元化》,载《北方文物》2010年第2期,第47页图1,第48页图2。笔者2012年7月1日上午参观青海塔尔寺中的国宝级文物——18幅明代“堆绣”菩萨,其中就有一菩萨坐宽屉的二出头椅。也有窄屉椅,如1972年发掘的内蒙古库伦旗1号辽墓墓道北壁绘一“汉人执事”,肩跨一窄屉、靠背椅与现代椅造型无别。[18]日本至今尚保存有古代的宽屉椅,与宋、辽金、西夏的椅子相像,如第42届正仓院展出的名为“赤漆欟木胡床”,座高42.5cm,靠背高48.5cm,椅子构件装饰铜箔板,屉宽而深且为编织物(见图27)。*见黄正建《正仓院宝物与唐代社会生活》,载《文物天地》1996年第2期,第42页,《正仓院乐器》图版第1《东大寺献物账》(杨森线描)。转引自暨远志《绳床及相关问题考——敦煌壁画家具研究之一》,载《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第72页;《世界美术全集·B·15·日本Ⅱ》,平凡社,昭和二十九年(1954),図61,《东明慧日像》(14世纪),神奈川圆觉寺白云庵,二出头椅,此宽屉椅与正仓院所藏古“赤漆欟木胡床”椅子相似。辽天开塔地宫出土的椅子是中西“鹅脖”、“搭脑”、“卯榫”和“卡子花”因素有效结合的产物。说明他们在家具的发展中吸收了来自中原的、西亚的有效成分,并未全盘接受中原的家具模式。前举南宋《会昌九老图》中还有搭脑低于肩膀、扶手高到胸部的四出头椅,那时尚未考虑坐椅舒适度的问题。*参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4·两宋绘画(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4页,图25,南宋《会昌九老图》卷;陈同滨等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大图典》(下),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1531页,“《环翠堂园景图》插图,明万历”,僧人倚坐靠背扶手壼门腿椅。明万历《环翠堂园景图》,僧人倚坐在有靠背、扶手椅上,原本似一开光圆凳,却在坐面上加靠背、搭脑和如意扶手,应为明代创新家具。

中国的样式与欧、亚、非洲传入的椅型有较大区别,但也部分吸收了其精华“卡子花”、“十字卯榫”、金属构件等。从敦煌壁画中盛唐就已出现四出头椅,晚唐五代宋(张、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壁画反映出的很多“四出头”椅图看,它打破了最早在南宋才出现“四出头”椅的传统观念。[19]据敦煌壁画等艺术品说明宋以前华夏椅子也多有扶手,并且绝大多数是跽(或跪)坐或盘坐,晚唐、五代倚坐始普遍,如莫高窟晚唐第196窟《劳度叉斗圣变》、五代第61窟西壁《五台山图》中僧人倚坐四出头椅,像古希腊、西亚、古埃及那种常见的垂足倚坐尚不普遍,即使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主人翁仍盘坐于二出头椅上,由此看来传统势力还是顽强的。

五

我国古代家具带框栏的“框床”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化的椅子家具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有影响或者有借鉴。中国椅子形式在古代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模仿外来文化,有自己的坚守,有历经不断地发展演化、创新的过程,从北朝尚在流行的框床逐渐演化到带靠背、搭脑的椅子形式,说明国人在佛教兴盛阶段北朝时期借助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已经自主和不自主地接纳、模仿西方靠背椅子的发展形式了,至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发掘出土的被称为“椅子”的缺扶手和靠背的四腿残家具,是否当地人已经使用外部传入的椅子,按时间算应该会使用。*参见《世界美术全集·中国古代Ⅱ·隋唐·B·第8卷》,平凡社,昭和二十五年(1950),p.108,插図187,木椅残片,新疆ニャ出土。日本有学者认为尼雅出土的这把椅子残件不是椅子,而是桌案残件。国人从席坐到趺(跽)坐,再到倚坐,可看到传统习惯势力和社会礼仪制度的顽固性,而其转变当时也仅仅限于僧人和社会上层,普通百姓当无缘享用高坐具,因此说这类从框床到椅子的演进只限于很小的范围内,正史以及传世唐五代宋名画也很少涉及和表现这类家具,幸赖碑刻、石窟和墓室壁画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形象史料,使我们能够了解在华夏大地上“框床”是怎样与椅子有机结合成为中国化的椅子形式的,并为宋以后中国化的椅子打下了充实的基础。明清时文人积极参与设计、制作高档硬木符合人体机能的靠背椅子(见图28[20]，分加装扶手和不装扶手;搭脑和扶手合为一体的。包括官帽椅、太师椅、玫瑰椅等),这是国人的创意,在古今欧亚地区都罕见。而在明代还能看到“筐床”式椅,缘于古代国人虽在佛教的传播下接受外来的包括宗教的、文化的、艺术的等精神理念;物质方面的包括家用器具、装饰品等也不同程度地被接纳、融合,但也同时存在当地、本民族的部分人群依然顽固地有意或无意地去排斥、反对吸收外来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从而坚守本国度、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物质生活的原生态。譬如元明时期的部分文人、隐士等就依然在使用2000多年前就已存在的筐床类坐具(魏晋后做的精致小巧),拒不使用外来的椅子等,虽然椅子在当时早已大行其道。这其中的原因之一还可能因蒙古大军当年横扫欧亚,从西亚、中东、东欧等地俘获众多,向中原带回了许多新用具,因此椅子等用具在那时出现更加普遍。作为中原地区的文人阶层(多为汉族群)从内心深处自然是抵制这些蒙古贵族带回的诸多新用具,以表明自己的正统、不为二臣、不屑一顾等复杂心态。文化阶层人群的这类做派,也可视为对文化的固守和继承,而文化的传承有时也的确有赖这样的固执和坚守的人群,不论其心态在当时社会范围内表现出积极,还是消极(包括阴暗的),在历史进程中则往往会表现出有意无意的正能量(保存文化)。世界上许多古老文明的消失就是由于本族群和人种的被同化和消亡,即没有固守、继承的本民族群存在,自身的文化自然随载体链条的断裂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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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　明)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irs in the

Dunhuang Frescoes and the Traditional Framed Beds

YANG Sen

(Center for Ancient Classics & Archives,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An analysis of the images of some framed beds and special chairs such as hempen cots and zen chairs reveals that in a certain period the ancient framed beds of our country exerted an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yle chairs. These chairs, in ancient times, evolved quite independently of foreign culture and followed a cours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as is evidenced in Chinese style chairs, especially those with a high back in Ming Dynasty, which are rarely seen in Europe, Asia and Africa, now or in the past.

Key words: framed bed; chair; Dunhuang frescoes

中图分类号：J184;K879.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5)02-0010-12

作者简介：杨森(1962-),男,新疆米泉人,历史学博士,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文献和图像研究。

收稿日期：2014-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