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席力图召及其古佛殿壁画研究*
【类型】期刊
【作者】奇洁（包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内蒙古包头 （014030））
【作者单位】包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内蒙古包头 （014030）
【刊名】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
【关键词】 席力图召；古佛殿；藏传佛教；壁画；民族交流
【资助项】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内蒙古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壁画研究"
【ISSN号】1004-1869
【页码】P20-26
【年份】2019
【期号】第3期
【期刊卷】0
【摘要】席力图召,坐落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始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是内蒙古地区重要的藏传佛教寺庙之一,见证了明清时期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并存留有珍贵的藏传佛教艺术品.席力图召的壁画艺术是内蒙古藏传佛教壁画艺术中的重要部分,主要存于席力图召古佛殿中,保存状态较好.古佛殿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应是具有代表性的席力图召的早期建筑,其中壁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是留存较少的明代蒙古地区藏传佛教艺术中具有强烈说服力的实例.
【全文】 文献传递
内蒙古席力图召及其古佛殿壁画研究*
摘 要：席力图召，坐落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始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是内蒙古地区重要的藏传佛教寺庙之一，见证了明清时期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并存留有珍贵的藏传佛教艺术品。席力图召的壁画艺术是内蒙古藏传佛教壁画艺术中的重要部分，主要存于席力图召古佛殿中，保存状态较好。古佛殿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应是具有代表性的席力图召的早期建筑，其中壁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是留存较少的明代蒙古地区藏传佛教艺术中具有强烈说服力的实例。
关键词：席力图召；古佛殿；藏传佛教；壁画；民族交流
席力图召*宿白先生巨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的《呼和浩特及其附近几所召庙殿堂布局的初步探讨》中有关于席力图召的论述，对寺院的历史及殿堂布局作了翔实的分析，文中有部分关于寺院壁画的阐述，但仍旧是以寺院建筑为主体内容，涉及壁画艺术的部分较少。伟力的文章《呼和浩特召庙壁画》中主要论述了席力图召古佛殿壁画，文中简明论述了寺院的历史沿革以及地理位置等相关信息，重点介绍壁画的尺寸和所表现的内容，文章内容较为丰富，但并未将寺院壁画题材、风格等分别作详尽分析。乔吉先生编著《内蒙古寺庙》一书第二章介绍了内蒙古现存的主要寺庙，其中包括席力图召，对内蒙古现存寺庙加以厘清，为内蒙古藏传佛教寺庙研究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线索，但主要内容仍旧是寺院的历史沿革及相关信息介绍，其中有少量关于寺院建筑及壁画的描述，虽提供了与壁画艺术相关的宝贵资料，仍不足以将明清时期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壁画艺术完整的呈现。蒙古族学者阿木尔巴图编著《蒙古族美术研究》一书中简要介绍了席力图召等内蒙古藏传佛教寺院的基本状况，其中也有少量关于壁画的内容，但基本没有涉及壁画内容的辨识以及绘画风格艺术价值等。在其余的著述以及文章中多以阐述席力图召的历史沿革以及转世活佛为主，论及壁画或其他艺术者很少。，坐落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头巷，始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是内蒙古地区重要的藏传佛教寺庙之一，见证了明清时期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并存留有珍贵的藏传佛教艺术品。席力图召的建造与明代土默特首领俺答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土默特首领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见后，回到蒙古地区主持建造了大召寺*明代时称为弘慈寺，后更名无量寺，俗称大召寺。席力图召与大召寺相隔不过百米。，藏传佛教在土默特地区逐渐广泛的传播开来。俺答汗卒于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万历十一年(1583年)春润二月甲子，俺答子黄台吉袭封顺义王*《明史》本纪卷二十 神宗一。但是在《蒙古源流》中记载：“阿拉坦汗年七十六，岁次壬年(1582年万历十一年)身患重病……，年七十七、岁次辛未(1583年万历十一年)寿终。其长子曾格都仍托木尔洪台吉……甲申(1584年万历十二年)即汗位，即于是年，与右翼三部共议，以賚阿拉坦汗之福事而礼请，则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即时起程；……年四十四、岁次已酉(1585年万历十三年)、赴十二土默特地方，责其埋葬阿拉坦汗骨殖之事，曰：‘昔哉，汝等奈何弃掷此无价之宝于地上耶？逐掘出尔焚化，……年四十七、岁次戊子(1588年万历十六年)润三月廿日，以极乐通慧之神道、化入普度之圣观世音菩萨心中，而往灵地矣。’”可见，锡勒图召始建于1584年(万历十二年)或1585年(万历十三年)。转引自额尔敦昌编译《内蒙古喇嘛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第73页。，黄台吉派人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到土默特为俺答汗主持葬礼，并为大召寺银佛开光，于是建席力图召作为三世达赖此次到来的驻锡地。历史上该寺曾经是三世达赖和四世达赖传教时的“法坐”之地。“席力图”是蒙古语“法坐”的意思[1](P598)，该寺故名“席力图召”。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席力图呼图克图重新修缮了呼和浩特地区的旧寺庙*(日)若宽松著《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中引用了《无量寺等寺院始创核查记》中的记载：“案查创建乌勒则吉恩克奈德色勒嘎赫齐苏默(延寿寺)及其所属寺庙，是康熙三十五年席力图呼图克图重新修缮了在呼和浩特的旧寺庙，奏请寺名，钦赐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延寿寺’门匾。”，其中也包括席力图召。康熙亲征噶尔丹时途经于此地，为该寺赐名“延寿寺”*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发行，1993年11月第1版。延寿寺，俗名锡□图昭，在无量寺东，康熙十五年西征驻跸时，值札萨克锡□图呼图克图重修工竣，赐名。《土默特简志》第六卷记载：“延寿寺乃旧寺也，在归化城正南一里许。康熙三十五年修复，奉赐今名，归呼图克图住营，内有呼毕勒罕三名，札萨克喇嘛、达喇嘛各一名。”《呼和浩特厅志》第九卷记载：“延寿寺，俗名西呼图招(朔平府志为舍利图招)、在无量寺百步东。”转引自额尔敦昌编译《内蒙古喇嘛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第71页。，寺内现存康熙御制碑两通*《土默特史料》第二十辑中呼和巴雅尔著《呼和浩特寺院概况》中记载：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扎萨克大喇嘛吹萨嘎巴呼图克图送呈查核无量寺等诸寺庙始创记。案查创建延寿寺以及所属寺宇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锡勒图呼图克图以虔诚信仰之念重新修缮了在呼和浩特的旧寺庙，乞赐名，清廷赏赐满、蒙、汉、藏四种文宇“延寿寺”门匾，并敕石刻碑。清康熙亲征噶尔丹纪功碑石刻上书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分为两组铭刻在两块碑上，碑共有两套，分别立于呼和浩特市席力图召和小召。碑文中提到了两处寺庙以及平定叛乱的铭文内容。记载了当时席力图召的历史状态。席力图召活佛席力图四世、五世、六世、九世活佛相继被授予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统领归化城土默特全境召庙，席力图召历代活佛中席力图九世曾为清道光帝诵经十一年之久。*杜烦曾宪东编：《席力图召历史年表》，内蒙古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总编室印制《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宗教人物专辑)》第六辑(内部资料)，第72页。清咸丰九年(1859年)席力图九世重修席力图召，增高殿基数尺，光绪十三年(1887年)席力图召发生火灾，庙仓、殿堂大毁，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修席力图召。据俄国人波兹涅德耶夫1892年在内蒙古地区的考察中记载，该寺是当时呼和浩特所有寺庙中最大的一座[2](P70)。进入近现代后席力图召屡遭磨难，1943年席力图召再遭火灾，原有佛殿和九间楼遂焚毁无存。建国后，于1953年、1956年、1959年三次重修席力图召，但在“文革”中，席力图召又遭劫难，召中陈设被毁坏殆尽，建筑亦受到严重破坏，1970年又遭火灾，1981年政府再次拨款重修席力图召。*扎木苏：《席力图召及其属庙普会寺概况》，《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六辑，1988年九月(内部资料)，第125页。召内著名的长寿塔，是内蒙古地区现存较为精美的一座覆钵式佛塔[3](P46)。席力图召的属庙先后共有7座，其中5座是席力图召自己建筑的，另有2座是其他寺庙交给席力图召管理供养。7座属庙中广寿寺(乌素图东召)、永安寺(察罕哈达召)是席力图呼图克图四世修建；普会寺(大青山后希拉木伦召)为席力图呼图克图六世修建；延禧寺(巧尔齐召)，席力图呼图克图的弟子兰金巴·达尔罕·绰尔济呼图克图一世主持修建；*从顺治十年(1653年)始建，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逐渐建成，在嘉庆九年(1804年)请求寺名，上报理藩院，赐名“延禧寺”。在青海距塔尔寺约200里山中，还建有供席力图呼图克图学习钻研经典、修禅的佛爷府邸；*此府邸“文化大革命”中拆除，现由当地佛教信徒自愿再建。还有吉特库召(萨拉齐昭)*崇寿寺(朋苏克召)札萨克喇嘛朋斯克(曾兼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的札萨克达喇嘛)，于康熙三十六年(1677年)在萨拉齐吉特库山麓下初建，便命名吉特库召，是朋苏克召的属庙。经过历史的变迁，崇寿寺的喇嘛渐少，主庙朋苏克召也逐渐衰落，无力管理属庙，遂交给席力图召管理供养。引自克什格《席力图召的属庙及膳召地、黑徒》，《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呼和浩特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215页。和彰庆寺*建筑在呼和浩特北郊，大青山麓霍寨沟口东侧，当地人叫霍寨召，本是外蒙大库伦的喇嘛驻扎管理供养的，是喀尔喀蒙古的召庙。按大清《理藩院则例》规定，各旗牧民都不准越界到其他旗届内放牧，违者该旗札萨克将被罚俸或牲畜。喀尔喀的寺庙建在土默特旗地界，本是违反规定的，但既建在此地，必是清帝特准，是公主府的家庙。后来南北交通受阻，驻庙喇嘛渐少，约1936年以来，外蒙来一老喇嘛，拜会了席力图格根十世，遂将彰庆寺交给席力图召管理供养。1948年被拆毁。引自克什格《席力图召的属庙及膳召地、黑徒》，《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呼和浩特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215-216页。克什格：《席力图召的属庙及膳召地、黑徒》，《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呼和浩特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214-216页。。
明清时期席力图召历代活佛与中央政府以及西藏有着密切的联系，增进了蒙古地区与中央政府以及西藏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之间的往来。自建召始至建国前，席力图召共有十一世活佛转世坐床。席力图一世是三世达赖的重要助手，在席力图召建成后就成为该寺庙的住持及坐床活佛，同时也是四世达赖云丹加措的老师。此人对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尤其是蒙古西部地区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对明清时期汉、藏、蒙等多民族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席力图一世名为席力图嘎布吉，学识渊博，精通蒙古文及藏文，将藏传佛教重要典籍《般若经》和《甘珠尔经》由藏文翻译成蒙古文[1](P589)。他是三世达赖索南加措、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在内蒙古地区的代表，常年坐于席力图召的法坐上，称其为席力图呼图克图。清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始在呼和浩特设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之职，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席力图四世继任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并建立宗教武装，保护呼和浩特，至此呼和浩特宗教领导权渐属席力图召，之后五世、六世、九世相继为掌印札萨克达喇嘛。*杜烦、曾宪东编：《席力图召历史年表》，内蒙古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总编室印制《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宗教人物专辑)》第六辑(内部资料)，第72-74页。从席力图六世在世时，席力图召就成为呼和浩特等级地位最高的寺院，也成为全国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席力图九世时代，席力图召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席力图十世于1942年赴西藏，圆寂于西藏。席力图十一世转世于青海，后为新中国的宗教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历世席力图活佛的身份、地位及所从事的宗教活动都为加强蒙古地区与中央政府及西藏之间的往来作出了贡献，为汉、藏、满、蒙等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也大力推动藏传佛教艺术在蒙古地区的发展。
关于席力图召的建造及其历史沿革在众多史料文献中都有记载。例如清代钱良择著《出塞纪略》记归化城席力图召云：“中有一庙尤壮丽、金壁夺目，广厦也七楹，施丹正中，直上如斗，顶及四壁皆画山水、人物、鸟兽、云霞、神佛、宫殿，亦类西洋画。”这则记载是作者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所见。[4](P43) 这一时间是还未经过大型修整扩建的时期，应基本保存了席力图召自建寺以来的原貌。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圣祖御制延寿寺碑》文中关于寺庙的描述是：朕惟归化城为古丰州地，山环水亘，夙称胜境，城南旧有佛刹，喇嘛席力图葺而新之，奏请寺额，因赐名延寿寺。丙子冬，朕以征厄鲁特，师次归化城，曾临幸兹寺。见其殿宇宏丽，法相庄严，悬设宝幡，并以经典念珠赐喇嘛席力图，另焚修勿懈。
蒙古文《内齐托音二世传》中有一记载云：自丙子年开始，建起了一座大型主寺，寺高十二丈，上有双重方顶，外表涂以黄釉，寺内供有三世佛、长寿佛、药王佛、八大菩萨、执金刚，如同天堂一般。主寺南面建起一座能够容纳一千多名僧侣的双层大庙，主寺西南侧，与大庙并排建起的一座释迦牟尼与七大善逝佛寺，该寺两侧，建起了二十一度母寺。在主寺东南侧，建起了三大依怙佛寺，该寺两层，建起罗刹四天王寺及上座佛寺。主寺北面，建起一座天神殿，长十四丈，高两层。该寺西侧，年高德劭的弟子额尔德尼智海建起一座精巧的释迦牟尼佛寺，在东侧，高足弟子墨尔根禅师建起一座同样的三大长寿佛寺，所供佛像都十分精美。*《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出版。《托音二世传》中记载的配置图应是席力图召在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大火前的建筑配置，现所见样貌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建后的外观[4](P45～49)。
《蒙古及蒙古人》中关于席力图召的记载是在上述两条记载之后的1892年著者所见，记载如下：“现在无论是从召内喇嘛的数量，还是从召内建筑物的数量，它都无可争辩地是呼和浩特所有召庙中最大的一座。这座召最初建于何时，好象已完全被人遗忘了，人们只知道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席力图呼图克图修复了这里的一座旧庙，并奏请皇帝赐给它一个名字叫‘延寿寺’。现在第九世的席力图呼图克图就住在这里。他今年十七岁，四年前曾到塔尔寺学习过参尼。……据说1887年以前，席力图同其他召没有什么区别，可是那年发生了一场火灾，使格根的住房和庙仓的全部房屋都化为灰烬，召庙受到严重的损坏。因此，两年前这座召和它的正殿都被重新整修。……席力图召也有一座自己供奉守护神的‘藏康庙’。……席力图格根的沙比纳尔，正如上面已经说到的，有一千人，属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当然，他们大都市土默特人，然而也有一些是蒙古族其他支系的人，甚至还有唐古特、藏族等其他民族的人。……据这里的喇嘛们说，从他们的面貌看来简直无法区别谁是蒙古人、谁是西藏人；他们也毫无区别，全用蒙语。”[2](P70～72)此人到达内蒙古进行考察时是1892年，席力图召火灾发生在1887年，1890年至1891年加以重修，因而其见到的应是经历火灾后重建的面貌。在其记述中，一方面是寺院建筑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的重要信息是多民族僧人在席力图召出家，一度出现多达千人的盛景。
在额尔敦昌编译的《内蒙古喇嘛教》中关于延寿寺的记载原文名为《历代锡勒图呼图克图赴京入洞礼唪经年班与呼毕勒罕的发迹，以及何时兴建本寺的调查呈文》，成文年代是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六月，文中的描述是：延寿寺札萨克达喇嘛并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鲁布桑扎木苏、达喇嘛鲁布桑敖德斯尔、主持达喇嘛俄里克尔，诺日布散丕勒、达德木齐鲁布桑敖德斯尔、齐纳日图，格博贵等奉命详察呈：席力图呼图克图，早在阿拉坦汗时代随从索南加措达喇嘛至此，就以锡迪图噶卜楚喇嘛闻名于世。达喇嘛圆寂时遗书：“锡迪图噶卜楚，你替我坐我的床，舍利之一切后事告终，将我身后呼毕里罕从东方寻找。”根据遗书，锡迪图噶卜楚喇嘛代替达喇嘛坐了床，以国师却尔吉扬名。国师却尔吉从东方找到并迎来了云丹加措达喇嘛呼毕勒罕，在他幼年时就亲自抚育传授佛经，故获得班第达*班第达，是黄教通达经文、造诣最深者的最高学位。清代，获班第达学位，得到政教双方承认者可以转世。如此转世者称为某某班第达呼毕勒罕。额尔敦昌编译《内蒙古喇嘛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第73页。锡勒图国师却尔吉*“绰尔济”是藏语，同蒙语中的“诺敏汗”。国师、绰尔济均属黄教封号。由此可知，蒙古与西藏隶属清廷统治前，达赖喇嘛除了给蒙古封建诺颜官吏授予封号外，还有给黄教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授封号的权利。满清统一全国以后，这个封号权逐渐转移到清廷皇帝手中。额尔敦昌编译《内蒙古喇嘛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第73-74页。封号。*额尔敦昌编译《内蒙古喇嘛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第67页。关于呼和浩特诸寺庙为什么各自撰写各自的历史，这在延禧寺历史档案的结尾中有所交待：“光绪二十七年夏，印务处启禀，鉴于不久前理藩院档案陷于贼人手里，当即奉命查证了本寺兰占巴达尔罕绰尔济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的发迹与生平。本寺达喇嘛鲁布桑敖德斯尔、达德木齐鲁布桑萨木德格、格博贵荣中苏勒其木将自己调查情况稍加整理成册，随文一并呈上。”由此可知，理藩院曾经有过蒙古各地寺庙的历史档案和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的生平档案。但是在清末义和团运动中，这些历史档案均遭损坏和失传。因此做过一次补救。有关这样的情况，我们在汉文史料里从未见过。
另外，成书于1937年的《绥远通志稿》中对于席力图召的历史追述及其在民国时期的状态描述较为详尽。“延寿寺明代旧寺也。在归绥旧城南二里许。蒙语曰西勒图召。今一名舍利图召。清康熙三十五年西征驻跸。适西勒图召呼图克图重建旧寺工竣。赐名延寿。并御制碑文。雍正四年。以西勒图召呼图克图居住。嘉庆二十三年。补授扎萨克达喇嘛。掌印。咸丰九年。重建奠基。增高数尺。寺前有石基木架跨街牌坊一座。顶覆翠色琉璃瓦。由山门至后楼。凡五进。山门前有高七八尺之白石狮子一对。围以石柱木栏。门檐一匾。文曰灵光四澈。清光绪十六年立。山门内有金刚四。前院左右隅建钟鼓楼各一。二进为过堂五楹。堂檐有匾。文曰阴山古刹。雍正早辰春立。二进东院有白石藏经塔一座。高可五丈。壮丽为诸寺冠。三进为正殿。白石殿基。高与人齐。殿壁杂用蓝黄翠各色琉璃砖砌。砖上制就龙纹。颇工致。殿形四方。纵横各九楹。殿内大柱合抱。前为经堂。四边绕以廊楼。殿顶露置四铜鹿。殿檐一匾。文曰能仁显化。道光十六年镇守归化等处地方付都统文明所献也。二堂及正殿前。均有广大之庭院。两旁无廊通之。正殿前院内左右建碑亭各一。即安置御碑文之所。四进为佛堂。正中佛像五。高丈许。左右佛像各五。均为泥塑敷金者。供案有三十余斤铜炉一。大明宣德年制。堂内庋藏文甘珠尔经、丹珠尔经各一部。此堂纵横各七楹。五进为楼。上下各九楹。为僧徒习经之所。该寺尚有东西两院。或为喇嘛居室。或为喇嘛之家庙。总计全寺房屋约三百余间。其建筑之宏丽。雕刻之精致。像塑之庄严。法物之丰饶。不但足以表现古代艺术之美。抑且可见当年宗教之隆重也。”[5](P224～226)
席力图召现存样貌的建筑规划基本上采用中原内地的布局方式，寺院坐北朝南，正门外有一跨街牌楼，牌楼直至大殿形成了较为标准的中轴线，两侧分别分布有侧殿、仓房、碑亭及钟鼓楼，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为：天王殿、普提过殿、大殿、僧舍。中轴线外西侧院内为古佛殿，古佛殿后面是呼图克图的府邸。中轴线东侧为长寿塔及乃琼庙基址。
史料中多次提及的具有高度历史价值的两通石碑，满文与藏文同于一碑，位西侧碑亭中，蒙古文与汉文同于另一碑，位东侧碑亭中，其中的汉文碑文如下：
朕维归化城为古丰州地，山环水亘，夙称胜景。城南旧有佛刹，喇嘛席勒图葺而新之，奏谓寺额，因赐名延寿寺。丙子冬，朕以征厄鲁特噶尔丹，师次归化城，曾临幸兹寺。见其殿宇宏丽，法相庄严，命悬设宝幡，并以经典念珠赐喇嘛席勒图，令焚修勿懈。夫朕之亲有事于塞外，非无故也。往者，厄鲁特与喀尔喀交恶相攻，朕悯念生灵涂炭，遣使谕解。而噶尔丹追击喀尔喀，竟入掠我乌珠穆秦。爰命和硕裕亲王声讨，大败贼于乌兰布通。时噶尔丹盟誓佛前，永不入犯，乃班师而还。后噶尔丹蔑弃誓言，复掠纳木查拖音于克鲁伦之地。丙子春，朕亲总六师，由中路进剿，至克鲁伦河，贼众望见军容，宵遁。适朕所期，会西路官兵，遇于昭木多，大败之，俘斩无算。丹木巴、哈什哈等率众来归，噶尔丹逃身走。是冬，朕复驻师鄂尔多斯，剿抚并用。厄鲁特人众络绎归命，而噶尔丹仍未向顺。丁丑，率师驻狼居胥山麓，军官分道并进，噶尔丹计穷自毙，子女就获，余军悉平。方今中外恬熙，边境圣灵咸得晏然安堵。喇嘛席勒图请建碑垂示永久。因书此勒石，俾后之览者，知朕不惮寒暑，三临绝塞，为民除残之意。时康熙四十二年岁次癸未月。
目前两通石碑下部文字均有损毁，字迹漫患不清。但石碑的碑额尚可见康熙年石碑之风貌，加之上部尚还清晰的二龙戏珠二方连续边缘纹样，均为具有艺术价值的珍品。
席力图召现存四枚具有历史意义的匾额。牌楼上嵌匾额正面上书蒙汉两种文字，汉文为“光惠普照”，右侧小字为“康熙三十三年吉日”，另一面书藏文；现悬于菩提过殿上的匾额，上有“阴山古刹”四个大字，上款小字“大清雍正甲辰上春吉日大盛魁*大盛魁是清代时呼和浩特最为重要的商号之一，单是同蒙古的贸易额就不下九百万两或一千万两白银。为了运输货物该店有一千五百峰自备骆驼经常往来于归化城与乌里雅苏台之间。引自(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张梦玲、郑德林、卢龙、孟苏荣、刘汉民译《蒙古及蒙古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第97页。从上述记载即可看出，清代民间财力雄厚的商号对席力图召或归化城其他寺庙的布施也应不在少数。敬献”，下款小字“榆次王用桢*此人应就是在光绪二十九年书“九边第一泉”匾额的大盛魁商号账房先生，二匾书写年代极为接近。书”，后有小字三行云“光绪甲辰，大盛魁财伙等见先年敬献之匾，凋朽将坠，恐泯忱迹，遂为重书刊，葺而新之，谨书数言，以志重修之岁时云尔”；现悬于山门门额上的匾，上书“灵光四澈”四字，其正上方有小字“延寿寺”，左侧竖书“道光十六年，岁次丙申，榴月谷旦，席力图召前本街，阖铺公献。”现悬于大雄宝殿上的匾额正书四字“能仁顕化”，上书一小字“献”，右侧为“弟子归化城兵备道台满洲蒙古协领惠显特授归化城蒙古民事府加五级记录十次文明 敬”，左侧书“大清道光十六年岁次丙申五月毂旦”。上述匾额中有当地商号敬献，一枚为雍正年间旧匾光绪年间重书，另一为道光年间新献，可见在席力图召的历史上除受到中央政府官方以及西藏政教关注外，民间供养也不曾间断。
席力图召的壁画艺术是内蒙古藏传佛教壁画艺术中的重要部分。席力图召的壁画现主要存于寺庙建筑中轴线西侧的古佛殿，保存状态较好。古佛殿又称“甘珠尔庙”，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席力图召的前身[1](P592)。根据对殿堂的历史记述，古佛殿应是具有代表性的席力图召的早期建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是留存较少的明代蒙古地区藏传佛教艺术中具有强烈说服力的实例。殿内佛堂东、西两壁布满壁画，北壁前置有塑像将壁画几乎全部遮挡，是否有壁画存在以及壁画的内容尚不明确。殿顶上布满精美的平棋彩绘。东西两壁的绘画题材为十八罗汉和四大天王，主要形象仍旧是十六罗汉加上布袋和尚及达摩多罗组成的十八尊像。东西两壁分别长8.8米、纵高5.15米，总面积为90平方米[6]。东西两壁每壁各绘两尊天王及九尊罗汉，佛堂墙面较高，壁画平面空间故而较为充裕，壁面上没有将壁画作硬性的框架分割，所以造成壁画构图疏朗的效果。东西两壁壁画关于尊像的配置方式完全对应，每壁绘有两尊天王，均位于画面南部下角，天王为立像。每壁九尊罗汉分为上下两排，上排五尊，下排四尊。尊像间距离较大，背景描绘精彩细致。西壁上排依南向北绘有布袋和尚、迦诺迦伐蹉尊者、伐那婆斯尊者、伐阇罗弗多罗尊者、因揭陀尊者，西壁下排从南向北依次排列有迦诺迦跋黎堕阇尊者、跋陀罗尊者、迦里迦尊者、阿氏多尊者。东壁上排从北向南依次排列有巴沽拉尊者、注荼半托迦尊者、半托迦尊者、苏频陀尊者、达摩多罗，东壁下排依北向南排列为罗睺罗尊者、宾度罗跋罗堕尊者、那迦希尊者、阿秘特尊者。十八位尊者除达摩多罗外，均为坐像。尊像间绘有大面积青绿山水，流水、山石、树木、牛马飞禽等表现得较为写实。壁画中不论人物还是景物都描绘细致，设色晕染卓见功力，用线细腻精匀。山水中、云气上或山涧中穿插出现多位黄帽高僧像。此处青绿山水描绘更加接近于大召寺大雄宝殿佛堂内壁画上的山水画。古佛殿壁画上虽覆有厚厚的灰尘，但是仍旧可以感觉到其色彩鲜艳而凝重，部分图像采用沥粉堆金装饰。壁画艺术风格表现出华丽但汉风浓重的倾向。
东西两壁南端下部各绘二天王，西壁绘南方增长天王和东方持国天王，东壁绘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四天王的腰间围上都绘有西番莲花纹。四天王服饰描绘细腻精致，极尽华美之能，以东方持国天王为例，头戴宝冠，以金描绘，颜色鲜艳，圆形花瓣领，领口有一较小兽首，胸前铠甲纹路精细清晰，腹前兽首口含腰间带钩，兽首描绘生动，护胸以双层卷云纹装饰，内外两层卷云方向相反，腰间围绘有西番莲的腰围，蓝绿红三色穿插，小腿上缠有白底彩色云纹装饰的织物，显得华丽精致。天王服饰的描绘几乎全部覆盖以装饰纹样，沥粉堆金表现增强了天王华美的艺术效果。四大天王面部、手部、衣纹、背景云纹的线条与晕染都表现得极尽精致之能。天王的面部样貌体现出强烈的中国中原汉地人物特征，基本无法与蒙古族或藏族等少数民族人物的面部特征联系。并且天王面部的特征体现出一种略带儒雅的风貌。
十八罗汉面相也多被描绘为汉地人物。多数尊像都体现出温文尔雅的状态，或为年轻僧人像、或稍年老，汉地风貌的面相体现在阿氏多尊者的描绘上最为明显，其头戴被帽，身着田相袈裟，五官毫无异域特征。壁画中的尊像，除布袋和尚和达摩多罗外的十六位尊像在穿着上也有不同。《西藏宗教艺术》一书中有陈述：在印度时十六尊者穿印度僧人装；在藏地时十六尊者穿藏僧装；在中原汉地时十六尊者穿汉地有袖的深色和尚装[7](P146)。依据上述的着装描述，古佛殿壁画中十六罗汉没有统一的着装风格，其中包括两种装束，有藏地僧装和汉地和尚装。
布袋和尚和达摩多罗位于西东两壁天王的上方，二者位置对应。布袋和尚面阔坦胸，面露微笑，身着红色衣，赤足坐于橙红色兽皮上，右手当胸持念珠，左手外伸托物不清。其右侧身后有一婴孩儿形象，但其身体比例和面部特征都体现出不完全是婴孩儿的特征。尊像耳部垂下两枚大耳珰。大召与席力图召同样描绘居士样式的达摩多罗，但是大召寺的达摩多罗从样貌上看年龄较大，而席力图召古佛殿则描绘了一名年轻的行脚僧。达摩多罗身穿深灰色汉地和尚装，与清代时所描绘的华丽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尊像呈侧面行进状，面朝向北，面部表情平和，右手持拂尘，左手当胸托一壶，背后背有经箧，脚下内侧有一做回首状的恶虎形象。十六尊者是来源于印度的题材，再加上布袋和尚和达摩多罗形成具有标志性的十八罗汉形象，在席力图召古佛殿将来源于异域的题材表现为具有典型中原汉地风貌的人物。但是在着装上又体现出两种因素的融合，即藏地和中原汉地风貌。
壁画中十八罗汉的侍从或近前人物多有胡人面像，甚至着装、发饰、头戴多有异域风貌。西壁伐阇罗弗多罗尊者近前人物、迦诺迦跋黎堕阇尊者身后的人物、东壁罗睺罗尊者近前人物都带有较为明显的胡人面像，多为落腮胡须。其中立于迦诺迦跋黎堕阇尊者身后的人物被描绘为不仅蓄落腮胡须，而且具有卷曲的半长发，身着印度僧装，应为对域外僧人的描绘；伐阇罗弗多罗尊者近前人物头戴的帽饰在中原地区也是难得一见的，其身穿披风，脚下靴与上述迦诺迦跋黎堕阇尊者身后人物脚下靴形相同。这些带有胡人面像的尊者近前使者姿态形像各异，有立像、跪像，有些人物似身材矮小、头部描绘过大，身体比例怪异。但是各位尊像近前人物中也不乏有典型汉地风貌的人物造型，例如在西壁阿氏多尊者的近前人物就具有明晰可辨的中原侍童的形象。
壁画中山水描绘较为细致，动物描绘具有写实风貌。西壁南侧有一处表现瀑布的山水描绘，瀑布从山涧流出，瀑布本身描绘得较为僵直，好似一条白绫僵硬地挂于山涧，水流的灵动之感并不强烈，这种表现效果不乏与全画的铁线描有关。翻滚的水花似乎也已经凝固，而且水花基本呈对称状。动物描绘在壁画中也属精彩部分，例如西壁迦诺迦跋黎堕阇尊者所注视的风景中对于两头牛的描绘就极为生动，二牛立于两棵树后，画面左侧的牛身为棕色，右侧牛身为深黄色，两牛姿态有所不同，棕色牛似在昂首鸣叫，黄色牛作回首状，二牛均表现得身形雄健；东壁北侧山水风景中岸边有一白色小象正在前行，双目注视着前方的水面；东壁中间部一处绘有两只水鸟，二者在水中均作回首状，后者同时展翅，好似欲振翅高飞，二鸟的描绘为本平静的水面带来生机。壁画中的动物描绘不仅较为写实，而且形神兼备，使得画面体现出生动的效果。
壁画边缘的缠枝莲外框装饰较之大召大雄宝殿经堂北壁以及乌素图召长寿寺壁画边缘精致，描绘得也较二者更加写实，趋于真实花朵的描绘。此处缠枝花与乌素图召庆缘寺残存壁画边缘缠枝花以及大召大雄宝殿佛殿南壁壁画边缘缠枝花*上述寺庙缠枝花中造型最为接近的就是乌素图召庆缘寺与大召大雄宝殿佛堂壁画中的缠枝花，二者基本一致，包括大朵莲花的造型以及枝蔓的缠绕等。虽有相似之处，但仍要精于庆缘寺及大召寺。这种缠枝花样式与明代丝织品上的莲花多有相似之处。而且在席力图召古佛殿佛堂壁画边缘的缠枝花中有两种花的描绘，一种为较为常见的普通样式的莲花，另一种为西番莲，与上述四大天王腰间的装饰上的西番莲样式一致。两种花朵穿插出现，使装饰性的缠枝边缘产生了变化，使画面边框更为丰富化。两种莲花被纳入到波带状骨架中循环往复的装饰纹样还被运用在金铜造像中，故宫博物院藏15世纪西藏二臂般若佛母*图参见故宫博物院编：《图像与风格》，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378页。二臂般若佛母，15世纪，西藏，铜镀金，嵌绿松石、青金石，高29.5厘米。金铜造像的莲台底边便装饰有此种花纹，二者如出一辙，甚至波带的圆弧形都极为相似，可见这种装饰纹样在明清时期的流行极为广泛，同时也体现出藏、汉、蒙之间民族交流的频繁程度。
古佛殿佛堂天顶为平棋顶，中间有一藻井，藻井中绘有曼陀罗一幅。平棋中绘画题材较为丰富，绘有坛城、佛像、菩萨、度母、护法、财神尊像等。在平棋中所绘尊像坐下可见于大召大殿经堂壁画中的桃心形莲瓣。同样用粉红色晕染使其具有立体效果。平棋中绘画的构图是在方形的边框中绘一用云纹作边的圆形，圆形中绘有尊像。天顶中的绘画较之壁画的色彩更加浓艳。天顶的绘画风格更加接近藏地绘画，宗教气氛浓烈。
席力图召壁画中的线采用铁线描方式，山水树石云纹等有较为简单的晕染，人物服饰大多都采用平涂的方式。人物面部描绘体现的是汉地人物的样貌特征，与蒙古地区或藏地人物特征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四大天王的描绘更加强烈地体现汉地色彩。十八罗汉的面部描绘也基本上都体现了汉地人物的相貌。其中几尊罗汉手中所持的经文也是经折装而非梵夹装。种种画面元素都体现出古佛殿壁画绘制强烈的汉地风貌。
藏传佛教题材加之汉地风貌的绘画风格，在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院中得以表现都体现出明清时代多民族融合的面貌。明朝万历年间蒙古地区开始重新接触到藏传佛教，建造了很多寺院，藏传佛教传播的范围及速度要远远大于元代，在这种宗教迅速传播的过程中，宗教艺术与之相伴随。内蒙古地理位置间于西藏和中原汉地之间，加之接受藏传佛教受到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支持与鼓励，所以在传播藏传佛教艺术时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来源于藏地本土的宗教艺术，二是强烈的中原汉地艺术。二种传播方式在内蒙古地区均有存在，并且融入蒙古族人民的审美好尚，形成了新的艺术面貌，席力图召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其次，在艺术伴随宗教传播的过程中，体现出多重多民族融合因素，内蒙古藏传佛教艺术亦是如此。席力图召的壁画艺术体现出藏族、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之间的交流，同时还伴随其他异域风格的融合，多民族文化艺术体现在壁画中，在蒙古族藏传佛教寺庙中得以展现。席力图召壁画艺术在内蒙古地区不容小视，对其多方面的内在发掘都将是进一步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2](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蒙古及蒙古人[M].张梦玲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3]乔吉.内蒙古寺庙[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
[4]金启孑宗.清总代蒙古史札记[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5]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6]伟力.呼和浩特召庙壁画[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5，(1).
[7]扎雅诺丹西绕著.西藏宗教艺术[M].谢继胜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张 伟〕
Abstract:Xilitu Temple is located in Hohhot in Inner Mongolia.The monastery, which was first built in 1585,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Inner Mongolia.It witnessed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area of Mongolia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and save the precious works of art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mural paintings in Xilitu Templ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ibetan Buddhist paintings art in Inner Mongolia is mainly conserved in The Ancient Buddha hall of the monastery,which is kept in good condition.The Ancient Buddha hall was founded in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and is the early representative building of Xilitu Temple.The mural paintings have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artistic value,and are the persuasive examples of Tibetan Buddhist art in the area of Mongolia during Ming Dynasty.
Key words:Xilitu Temple;Ancient Buddha hall;Tibetan Buddhism;Mural paintings;Communication between nationalities
A Study on Xilitu Temple in Inner MongoliaAnd the Murals in the Ancient Buddha Hall
中图分类号：J1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3)03-0020-07
*收稿日期：2013-03-20
基金项目：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内蒙古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壁画研究”(NJSY11158)部分研究成果。